大义存心，正道直行。自古以来，道德高尚的人都把“义”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。《论语·卫灵公》中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论述：“君子义以为质，礼以行之，孙以出之，信以成之。”意思是说，君子把义作为立身之本，用礼加以推行，用谦逊的言辞来表达，用诚信的态度去完成。在《论语·阳货》中，孔子又说：“君子义以为上。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，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。”可见，孔子观念中的“勇”是见“义”而为之，“勇”必须以“义”为根本指导原则，必须具有道义、正义的支持。

　　关于义，《礼记·中庸》解释为“义者，宜也”，即义是人们应当承担的责任，其所考量的是行为的正当性。义的繁体字为“義”，《说文解字》释为：“義，从我从羊。”清代段玉裁注曰：“从我从羊者，与善、美同义。”

　　义是善与美的标准，为公行义举即为大善大美。明代官吏王重光任上谷参议期间，为了给当地百姓谋福祉，不怕得罪权臣，在上谷实行新政。后虽被贬谪，却以大义在百姓中赢得了好口碑。他在为家族所立成文家训中提到：“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，非道义之心，勿汝存也，制之而已矣。所行者必皆道义之事，非道义之事，勿汝行也，慎之而已矣。”所言是要求子孙后代务必存道义之心、行道义之事。

　　义是一种操守，是一个人“有所为有所不为”的价值判断。史料记载，唐人韦贯之“自布衣至贵位，居室无改易。历重位二十年，苞苴宝玉，不敢到门”。与韦贯之相反，右仆射裴均其人“以财交权幸，任将相凡十余年，荒纵无法度”。他死后，其子曾带万匹细绢，请韦贯之写一篇吹捧裴均的墓志铭。韦贯之回答：“吾宁饿死，岂能为是哉！”如此铿锵之声可见其大义凛然之态。

　　崇义轻利、以义抑利，这种义利观在儒家思想中一以贯之。《论语·里仁》：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；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：“生亦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”；《荀子·荣辱》：“先义而后利者荣，先利而后义者辱”。在儒家看来，义能区分道德高下，比生命更重要，凡事要先义后利、以义为重。

　　受传统文化理念的影响，无数仁人志士为人民、为家国，推崇义、践行义，甚至舍生取义。从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”的理想，到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的境界；从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胸怀，到“砍头不要紧，只要主义真”的气概……他们把道义与责任放在先，把个人与私利放在后，因为大义存心，所以正道直行。

　　“人心所归，惟道与义。”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、由弱到强，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“为大公、守大义、求大我”作为价值追求，为了国家富强义不逃责、为了人民幸福义无反顾，始终“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”，从而赢得了人心，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拥护。

　　“义，人之正路也。”尽管时代在变，义这个安身立命的根本不能变。在面对公与私、义与利、正与邪的抉择时，党员干部当慎思明辨，不摇摆、不迷茫，站稳立场。只要坚持正义、严守道义，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和诱惑，都能挺直脊梁，无惧无畏，在“人之正路”上行稳致远。（闫高炯）